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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

阿倫特來到紐約,《極權主義的起源》是如何誕生的?

曾夢龍2020-04-07 16:49:00

“你知道嗎,至少對我來說, 1933 年并不是關鍵性的一年,”阿倫特說,“真正決定性的是我聽說奧斯維辛集中營的那一天。”

《漢娜·阿倫特:活在黑暗時代》

內容簡介

漢娜·阿倫特是她那個時代最天才又最具挑釁性的聲音之一,也是一位影響力兩極分化的政治學家和哲學家,有人稱贊她遠見卓識,有人譴責她是騙子。她出生在普魯士,父母都是猶太人。 1933 年,她逃離了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,以批判世界對二戰罪惡的反思而聞名。作為一個充滿內心矛盾的女人,阿倫特在 36 歲時才學會用英語寫作,然而她的《極權主義的起源》卻改變了幾代美國人和歐洲人看待法西斯主義和種族滅絕的方式。她的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》引發軒然大波,爭議持續至今。

紐約傳記作家安妮·海勒,用快節奏又全面的方式,描述了她內心矛盾的來源和她的最大成就,從混亂的童年,到她所謂“有意識的賤民”階段——在任何時間和地點都不會“因為社會的不認可,而對自己失去信心”,不會為了贏得認可而“不惜一切代價”。

作者簡介

安妮?C?海勒,著有《安?蘭德和她創造的世界》一書,是美國《老爺》(Esquire)月刊虛構文學的編輯,也是康德?納斯特出版集團的雜志發展小組的執行主編。

書籍摘錄

5 安全與聲譽 《極權主義的起源》和紐約的圈子,1941—1961(節選)

1945 年春天,在菲利普·拉夫舉辦的晚會上——她一定光彩照人——她遇到了瑪麗·麥卡錫——后來成為她最好的朋友。當時麥卡錫三十二歲,機智、時髦,很有男人緣,雖然和埃德蒙·威爾遜的婚姻很短暫。她是《黨派評論》的劇評人,也是左翼運動中了不起的女人。“穿著布克兄弟襯衫的男人”是她第一部作品集《她的同伴》里的中心故事,故事描繪了一絲不掛的年輕姑娘,挽著粗魯的中年旅行推銷員走在火車車廂里,讓讀者震驚也反感。正當阿倫特跟賓客們一起時,曾經在瓦薩學院讀書的麥卡錫,漫不經心地開玩笑說希特勒似乎很想討敵人的喜歡,尤其是法國人的歡心。麥卡錫本就樹敵不少,她想說的是只有傻子才會盼著以德報怨,“可憐的希特勒,”她說道。或許阿倫特還沒習慣這種時髦的調侃說法,聞言當場爆發了。“你怎么能對我說這樣的話?我是希特勒的受害者,我被關過集中營。”——當時阿倫特應該已知曉納粹剛剛控制了戈爾斯。她對他們的主人拉夫(而且,很多人都知道他是麥卡錫的舊情人)說,“你怎么能允許這種對話發生在你的家里,你怎么能,你可是猶太人啊?”麥卡錫“溜到了一邊”,阿倫特后來回憶說。兩人此后四年沒有說過話,直到有天晚上兩人同時出席一場由德懷特·麥克唐納主持的《政治》雜志戰略研討會,散會等地鐵時兩人閑聊了幾句,發現彼此喜歡上了對方,從此成為三十年的密友。艾希曼審判期間和之后的時間里,比起布呂赫來,阿倫特有時更愿意尋求麥卡錫的友誼來驗證她的理論,向她傾訴自己的震驚、憤怒、不解和鄙夷。

阿倫特的確“光彩照人”,但卡辛和《黨派評論》的編輯們在她呼吁一支猶太軍隊之外,忽略了她后來顛覆性思想的早期征兆。她從 1944 年就開始探求極權主義的起源,發表了一系列文章,包括一篇有關現代“種族思考”和一篇宣稱“與少數人息息相關”的文章。文章駁斥了人們的一個普遍看法,即納粹統治示范了一種全球反猶太主義的極端邪惡的現代方式——文中幾乎沒有提及納粹或者猶太人。在她看來,少數人問題更廣泛,其核心在于現代歐洲的民族國家形式,完整的公民權從一開始就不是全體人享有,而只是歸于某一類人——德國人、法國人還有斯拉夫人,以此作區劃,每個國家也就產生了被排斥的少數群體,那些成千上萬無法“融入”的男男女女。這些少數人——即出生在本國的非法異族人——原本可以受到法律的保護,事實上兩手空空;缺失了基本憲法的支持,其他法律也就可以隨意篡改。在某些時期,少數人可以在經濟上對統治階級有用,而一旦形勢趨惡,他們會被選做替罪羊,其民事和經濟的自由會遭到剝奪。這一問題在一戰之后更加惡化,獲勝后的盟軍將歐洲帝國切分成很多新的小國家,任意圈地建國,毫無章法,那些世代居住在這片土地上的人“失去了居住的權利,或者失去任何形式的行政保護”。由此,阿倫特含蓄地表明,歐洲的猶太人并不例外于上述的少數人,而是其更典型的范例,因為他們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沒有祖國,不堪一擊。

接著,她繼續追問,為什么希特勒將怒火燒向了猶太人? 1946 年,她在一篇題為《享有特權的猶太人》的文章中給出了一份不完全答案。文章廣征博引、大氣磅礴,影響深遠卻又如此的與時代格格不入,該文在 2007 年出版的阿倫特的《猶太書寫》一書中改名為“歷史的德行)”。她寫道,從啟蒙時代一直到十九世紀,在拉赫爾·瓦恩哈根之前以及她生活的時代,“左右逢源”的猶太人主要用經濟利益換取國家的寵愛,賺足了特權。她把他們稱為“例外的猶太人”,他們的財富——直到希特勒上臺——買到了特權,讓他們免除了“普通猶太人的庸常命運”。但他們在兩個方面加速了大災難,第一,他們的物質財富,和他們雖然面不夠廣卻根深蒂固的政治影響力,激起了非猶太公民的妒意。第二,他們變成了猶太市政領袖和慈善家,代表全體猶太人與國家斡旋,反而成了窮困同胞和國家政治經驗之間的高墻,包括在爭取猶太人權利時。阿倫特寫道,隨著像羅斯切爾德家族這類銀行家的財富越來越多,他們“也越來越需要有大量的窮苦猶太人作為他們抗議的籌碼。普通民眾越窮,富裕的猶太人就感到越安全,越是金光閃閃。”毫無疑問,“享有特權的猶太人”最終沒能逃過納粹的魔掌,他們自己也曾為虎作倀,為希特勒出力,整個猶太民族變成了希特勒的政治替罪羊和一個保險選擇。

這些觀點如今看著眼熟,正是因為阿倫特早在 1951 年的《極權主義的起源》中就有闡述。而在 1940 年代中期,她結識的美國朋友幾乎沒人有反應,或許因為那時候她討論的問題看似更像是馬克思主義,而不是反猶太主義,或者是這些美國二代或三代移民們對歐洲的猶太民族史還不太了解;但在艾希曼審判之后,它卻擊中了他們的神經。對于麥克斯·阿倫特那一代被同化的猶太人來說,“他們堅信自己‘走在街上,跟其他的人一樣,只不過回到家中才是猶太人’”。在漢娜·阿倫特看來,一切已經非常清楚:他們都錯了——即便美國是例外,但至少在歐洲是這樣。瓦恩哈根和她同時代歐洲“受過教育的猶太人”也是如此,他們中有些人覺得自己研習過德國和西方的經典就變得例外了,就去猶太性了。據威廉·巴雷特說,阿倫特自己也為柯尼斯堡的文化遺產而驕傲,甚至“深深懷戀那時的情景、那個時代”,但她還是堅信歐洲猶太人“總是不得不用政治上的災難來換取社會地位,用在社會中遭受的侮辱來換取政治的成功”。隨著希特勒的崛起,這種拉鋸式的交易才在蓋世太保的鐵蹄下被終結。對于歐洲的猶太人來說,同化變成了一個幻覺。

《猶太書寫》輯錄的第二批文章中,阿倫特贊美了那些被社會遺棄的賤民們在抗爭中表現出的美德。其中一些文章,她重點在詩人們的作品和像海因里希·海涅和弗蘭茲·卡夫卡的作品中,追尋“有意識的賤民”稗史——事實上是神話——中的角色,他們向做著同化夢的人、維護特權的人和逆來順受的人訴說精神的真理。這些文章都是個人的體悟,非常真摯。它們的主題很簡單,第三帝國已經證明了每一個猶太人都是無家可歸的人。“窮苦的猶太人和暴富的猶太人在一條船上,漂浮在同一片咆哮的海面,”她寫道,“兩者被打上了同樣的烙印;兩者非常相像,都是沒有公民權利的人。”如果與海涅、卡夫卡、理論家伯納德·拉澤爾和她“最好的朋友”拉赫爾·瓦恩哈根一道,成為自覺的賤民,肯定遠比抓住腐朽不堪的希望或者幻想不放要好得多。“所有被夸耀的猶太人品質——‘猶太人的心’、人性、幽默、不偏不倚的智識——都是賤民的品格,”她寫道。“猶太人所有的缺點——不知變通、政治上愚蠢、自卑情結、貪婪——都是暴發戶的特征。”歸納來看,化不幸為力量的路徑就在于,將被拋棄、遭排擠變成整體反抗——比如組建猶太軍隊。歐洲和美國猶太人群顯現出的對政治漠不關心或所謂“非世俗性”,或許可以擴張到指望他人施舍權利,和/或指望他人保護而自己不做任何抗爭的群體,她都會不留情面地嚴厲批駁。“從生而為猶太人的‘恥辱’開始,只有一條逃脫的途徑——猶太人民團結起來為猶太民族而戰,” 1943 年 1 月,她在一篇關于斯蒂芬·茨威格的文章中寫道,茨威格與本雅明一樣,都是流亡人士,都尋了短見。

此時,阿倫特和布呂赫已經知曉了德國集中營的運作網絡,即把猶太人從德國和德占區驅趕到波蘭和歐洲東部的集中營去。他們也聽說了阿道夫·艾希曼的名字。 1943 年,他們開始知道死亡集中營。“一開始我們都不相信,”阿倫特告訴高斯,不僅因為死亡集中營可怕得讓人難以置信,而且“就軍事意義來說,也完全不需要和沒有必要。我丈夫……告誡說別太輕信……他們不可能做出這種事!”六個月后,等到俄軍開進波蘭,“我們看到了證據,”她說,“真的像是打開了無底的深淵。”沒有任何實際的政治或軍事目的,這些機械化運作的工廠被純粹用來屠殺——用她的話來說,為了“生產尸體”——這一發現,成為她的轉折點。“你知道嗎,至少對我來說, 1933 年并不是關鍵性的一年,”阿倫特說,“真正決定性的是我聽說奧斯維辛集中營的那一天。”

作為回應,阿倫特整理了自己關于猶太人作為歐洲少數族裔的歷史的文章,并補充了更多的材料,在將近 1944 年底時向霍通·米夫林出版公司提出出版申請,并將這本書命名為“恥辱的要素:反猶主義——帝國主義——種族主義”,或者簡稱為“地獄的三大支柱”。在霍通·米夫林出版社編輯的建議下,這本書定名為《極權主義的起源》,可她始終不太喜歡這個書名;她認為這個書名提示了一種歷史的可預測性或者必然性,可她并不相信它們的存在。因為滅猶集中營根本無從預測,除了回顧。這本書讓阿倫特聲名大噪。

1945 年 5 月,歐洲戰場結束了,阿倫特在歐洲猶太文化重建委員會的工作卻更見繁重。阿倫特的辦公地點位于曼哈頓靠近哥倫布環島的破敗街區,周圍遍布雪茄店和廢品店,她在這里會見了很多難民和學者,他們熟悉帝國統治之前的猶太教堂、檔案和博物館,她要輯錄他們回想起來的事物,和同事們最終出版了長達兩百頁的“軸心國侵占猶太珍貴文物暫定目錄”,指導戰后研究者搶救文物的工作。她對德國官方掩飾盜竊行為的方法有了深入了解,其中也包括艾希曼設計的詭詐官僚手段,她在《起源》中借用這些來描繪極權統治的“組織混亂”和難以跨越的層級鴻溝。與此同時,她還查閱集中營幸存者的個人記述,反復思考集中營里那種摧毀人性的離奇力量——真的把個體生命變成“一堆化學作用體,并可以隨時替換成別的個體”——沒人在乎他們是無辜的或是有罪的,也沒有救贖的希望,他們被隨意棄置、赤身裸體、忍饑挨餓、飽受折磨。《起源》一書最了不起的洞見在于,阿倫特發現集中營“就是驗證人的天性可以改變的實驗室”,證明了“完全控制”人的精神的可行性。阿倫特把這些完全控制的實驗稱之為“根本的惡”,這是她最有名的說法,直到后來她創造出“平庸之惡”,用以描述在給艾希曼定罪時, 他所表露出的平庸特征。

在這次歷史大災難中,還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。阿倫特認為這一時期發生了政治混亂和大范圍的失業,使得成千上萬的德國人“在經濟上變得多余,成為社會的負擔”,讓納粹黨趁機剝奪猶太人和異邦人的尊嚴及其存在意義,乃至他們的生命。十二年后,阿倫特在《艾希曼》一書中討論說,如果這位負責運送猶太人的納粹中校軍官發現,自己的生命和他唆使去實施屠殺的那些人一樣毫無意義,他可能不會淪落成耶路撒冷法庭上那個“辦公桌狂魔”。


題圖為電影《漢娜·阿倫特》劇照,來自:豆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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